八十年代，中国人怎么谈恋爱？-意大利摄影师镜头下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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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80年代（以下简称“80年代”），意大利人老安（全名安德烈·卡瓦祖缇，Andrea Cavazzuti）第一次来中国。他在近期出版的摄影集《稍息：1981—1984年的中国》（以下简称《稍息》）中详尽地记录下了这次行程：他先坐火车到法国加来（Calais），然后乘渡轮到英国多佛尔（Dover），再坐火车到英国伦敦；凑合住了一晚后，第二天，老安第一次坐上飞机——那是一架经停巴林王国（The Kingdom of Bahrain）飞抵香港的飞机。

上图：上海，1982

下图：南京1981

下飞机舷梯时，老安第一次感受到亚热带的炎热，“就像上百个吹风机在对着你猛吹。”随后，他拽着一只没有轱辘的大箱子——里面放置了几十米胶卷——汗流浃背地在人群中朝前挤。老安目睹了人山人海的“黑发白衫”——这种统一的穿搭配色，跟意大利的街头大不相同，让老安觉得十分新奇。

乘气垫船抵达广州后，老安的感受是：这里一片空旷寂静，街上几乎没有汽车，人也不多。“1981年时，中国没有什么可干可看的事情，更少可买的商品。”

这是事实，汽车、电视、商场，乃至冰箱、洗衣机等，这些当时在意大利司空见惯的事物，却几乎只存在于国内大城市的橱窗的仿真模具中。

再次出发后，用了整整七天，老安终于抵达南京，参加南京大学暑假的汉语学习班。一路上，老安提心吊胆，担心到不了目的地，“更担心胶卷会不会受潮、受热、漏光，或被没收。”

南京，1981

选择中文专业时，老安一再被朋友与老师劝说这是“死路一条”，“将来找不到工作，汉语也学不会，中国有上万种方言，谁也听不懂谁。”但他一意孤行——他对神秘的象形文字感兴趣，也好奇跟故乡意大利卡尔皮（Carpi）完全不一样的地方的人，过着什么样的生活。

机缘巧合，老安随后在中国生活了30多年，不停地摄影、摄像。

80年代，在过往的精英叙述中，一直是个带滤镜的抽象符号。但在老安的摄影集《稍息》中，80年代的生活具象起来。

上海，1982

80年代，上海街边的橱窗——4块掉漆的木头将橱窗一分为三，灯管暴露在橱窗两侧，窗内的置物架整齐摆着“苹果”“香蕉”，“西瓜”是切好的，“葡萄”顺势垂了下来⋯⋯不过，它们都是仿真模具。

老安用胶卷记录下形形色色的仿真模具——它们冒充黑白电视、收音机、沙发、落地灯，甚至盆栽绿植、娃娃玩偶等。老安说，那个年代虽然物质贫乏，但人们望向未来，缺少的东西几乎都有替身。这些替身有时作为仿真模具，有时会在饭馆的挂历、插画中现身。老安曾在厦门的饭馆，拍到一张手绘的“雀巢咖啡”宣传海报。

上图：软座车厢，1982（受访者供图）

下图：昆明，1983

西方消费文化闯入之前，“咖啡”仅存在于中国人的想象之中。至于商店里真正售卖的物品，则寥寥无几——多是些锅碗瓢盆和大水缸。不过，当时的中国仍处于计划经济时代，摄影集《稍息》中，人物的眼神显得异常平静。对当时的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对物质的渴望虽然在，但获取的途径太有限，“也就追求个‘四大件’——电冰箱、黑白电视、石英手表与洗衣机——就到头了。”

上图：上海，1982

下图：厦门，1984

文化生活的贫乏，也是显而易见的。一部意大利电影能看不下十八遍，一本新书被所有同学借阅，在当时是常有的事。日后掀起的“八十年代文化热”，也是从这种贫乏中生长来的，“那是真正的从零到一”。至于当时的人们为什么爱读诗、写小说、钻研哲学，因为那是唯一的文化生活。

有一次，当时在香港工作的老安买来一本《金瓶梅》，在去上海的火车上，他与同行的小伙子聊天。得知他的行李箱中有《金瓶梅》后，同行小伙子立刻从老安这借去，在火车上一晚上没睡，愣是把这本书给看完了。老安笑道：“这种人现在不会再有了。”

老安的自建房在施工中，1994（受访者供图）

当时，老安在北京尝试了一把自建房子。

跟集中规划的住宅区不同，老安自建的房子，如今没有统一的小区标识，连大门都没有，道路狭窄，高楼层公寓楼与低矮的民居相间。那是一栋两层楼的独栋住宅，外墙被洗刷成淡淡的橙红色，屋外的大院子如今停着些电动车，像是“城中村”里突然长出个老派的欧式别墅。

老安的独栋住宅的所在地本是一片菜地，90年代，被政府批准可作为宅基地，分给当地农民。可农民大多负担不起盖房子的费用，舞蹈演员陶金就向上提议将这里建成“明星村”，拉一些文学家、艺术家来住——歌手解晓东，画家刘小东和冯梦波，加上老安，等等，全都是那时搬来的。

老安的自建房在施工中，1994（受访者供图）

老安花50万元买了片地，找当时的第四生产队盖了个毛坯房，之后的装修也都是他一人操办。房子刚盖好，从老安的房子二楼的窗户看过去，旁边全都是农田。有时，房子一楼还会被稻田的水淹淹没。

“北京五环内，很难再找出第二个这样的地儿”，老安说，这样的经历也几乎绝无仅有。

八九十年代的中国，处在现有规章不再可行、而新的规章尚未制定之时，老安形容，一个人有可能因此得到不可想象的自由。当时，外出拍照，老安可轻易在马路中间架上三脚架；他也有机会被允许进入家里拍照，《稍息》中的室内照，全都是这样拍摄而来的；老安曾是北京第一汽车租赁公司的第一个外籍客户，那个年代开车的人，有机会享受到“特权”——无“电子眼”、无导航，能在高速路上以180公里的时速超速，“80年代开车的人是大爷，现在是孙子。”

查看：方力钧、曾梵志、冯梦波、王广义与老安等人参加派对，北京，1994年左右（受访者供图）

80年代，老安有幸结识了一帮文艺圈的朋友，刘小东、王小波、余华、徐星、阿城等。那个年代，人与人之间有种难得的平等，“不区分什么名人、普通人，大家都差不多。”有一次，外国朋友在北京外交公寓办了场舞会，艺术评论家栗宪庭穿了汗衫、旧短裤、凉拖鞋就赴约了。其他人——潘石屹、曾梵志等——也不算太讲究，都透露着朴素和羞涩。

“那段时光，也许可以跟1920年代的巴黎相比。当年，海明威、毕加索、达利等人物，不也像一帮穷小伙聚在一起么？”

老百姓围观外国留学生的车，复旦大学，1983（受访者供图）

80年代，在复旦大学进修期间，老安与一个中国女性朋友交往。有一次，夜晚七八点，他俩一起在上海人民广场走路、聊天。结果，几个警察就走过来了，问他们是谁、干什么的。

第二天，复旦大学当时的校长就知道了此事，找来女孩的家长谈话。好在，女孩是好学生，家长也算开明，这件事才被摆平。当时，谈恋爱本就没什么社会空间，外国人与中国人谈恋爱更是不敢想象。

公共空间，男女生走得太近，很快就会被家长知道；去酒店，只有出示结婚证才能登记同一间房，且住酒店是极少人才有的特权。如果北京人想要住本地酒店，多半也会被劝退：“哪家的孩子？回家睡去吧。”如果外国男孩想去一个中国女孩的家，不光会被周围的人提防，还可能传出“里通外国”的说法。

上图：南京，1981

中图：扬州，1981

下图：桂林，1982

摄影集《稍息》中，恋人们不是躲在屋后几棵树的影子里，就是约好在某个远离房屋的山坡上碰面。

当时的中国人对外国人的态度，也十分有趣。一方面，他们尚未做好跟外国人打交道的准备。比如，老安在《稍息》的文字部分“气呼呼的小词典”中写道：中国人跟我对话时不愿跟我对视，我在周围拼命找中国人脸（哪怕是过路的或围观的），然后面向着他或她跟我说话。

另一方面，外国人又可能受到中国人的“特殊优待”。有一次，老安开车去河北某处拍照，突然被一个小伙子要求出示旅行证。小伙子拿出自己的外办证件，请老安去派出所。没想到，焦头烂额之时，派出所来的一个领导客气地招待了他，跟他聊起马可·波罗、中意两国的情谊。临别前，领导还冲他说：“我们两国的情谊，多亏了白求恩（即亨利·诺尔曼·白求恩）。”老安蒙混过关。原来，领导误把加拿大人白求恩当成了意大利人。

海口，1983（受访者供图）

总的来说，80年代的中国人，没什么隐私的概念。摄影集《稍息》中，几个人要么挤在一张床上睡觉，要么挤坐在一张长椅上；带娃、织毛衣、聊天，都自然而然地发生在公园、街边、江边。这些公共场合，一到点就站满了年轻人；孩子们也整天在屋外跑，连写作业都搬张椅子放在路边。

老安形容，那时的中国，“人们的生活都像是在公开舞台上进行，简直是摄影师的天堂。”

南京，1981

目睹了中国八九十年代的“经济奇迹”，老安觉得中国的发展总有种“跳级”的感觉。

作为意大利人，老安自认为经历了从没有电话到固话阶段，再到手机的完整过程。而很多中国人不一样，直接从没有电话跳到了拥有手机。住房、开车都是一样的，八九十年代，老安目睹了乡镇出身、一夜暴富的企业家，从没有车到开上奔驰，从没有房到住别墅，都是一步到位。

旅行也是一样，80年代，中国还没有“旅行”这个概念。老安很可能是当时第一批背包客，他费了很大心力前往成都、昆明、南宁、湛江、三亚等地方拍照片。

老安先以研究杜甫草堂的名义，拿到了复旦大学的介绍信去到成都。当时，中国人去哪儿，都得拿单位的介绍信。回程时，他再扯谎说票不好买，才买到了去昆明的票，再从昆明一路经过南宁、湛江到海口、三亚。

上图：三亚，1983（受访者供图）

中图：三亚，1982

下图：三亚，1983

三亚当时是个渔村，不对外开放，老安的旅行证怎么都拿不下来。他打听到每天早上5点50分左右有辆从海口到三亚的大巴，决定碰碰运气。上车前，天还没亮，检票员与乘客都晕晕乎乎的。老安自如地将护照递了上去，对方看了半天估计没看懂，居然就让他与同伴上车了。到了三亚，当地只有一家小楼样式的宾馆，但并不对私人开放。与酒店、警察几次三番博弈下来，老安与同伴破例获得在此地居住一周的特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