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明：博士， 曾在《自然》，《物理评论通讯》PRL 等世界顶尖学术杂志上发表过 10 多篇论文，被多本教科书，,以及诺奖获得者引用。曾在美国硅谷多家高科技公司工作，著有《留美专家谈电子商务》，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和 《有机分子的电子晶体学》，Springer, 2012， (章节作者)。曾海归在南京大学，武汉大学任教和担任研究生指导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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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政道先生逝世，巨星陨落，全球皆悲。我也写了一篇文章纪念他。提到李政道先生，不得不提到他全力打造的一个长留青史的项目——CUSPEA（China-U.S. Physics Examination and Application），俗称卡斯比亚。我们这里不花费篇幅讨论卡斯比亚的成就和功劳，而是讨论由此引发的一个更大的问题：中国留学生既然如此优秀，为什么还没有获得诺贝尔奖？讨论这个问题，卡斯比亚是一个非常合适的例子。
卡斯比亚，可以说是一代天骄。我认识的许多卡斯比亚学生，不仅都是天才，而且是全才。他们并非一般人所认为的那种智商高情商低的书呆子，那不是卡斯比亚。我个人的人生导师，就是一位卡斯比亚学生，一位非常深刻的思想家。而另一位卡斯比亚朋友，上周刚和我一起参加了湾区最大的田径比赛，拿了四块金牌。
40年前，当李政道博士将全中国名校的物理精英几乎一网打尽，悉数送往美国深造时，他信心满满地说：“20年后，他们将成为领导世界物理潮流的顶尖科学家！”然而，40多年过去了，现实与李政道博士的预期显然有很大的差距。下面我们就来探讨究竟是什么原因。
第一种观点是历史观。历史观派大开大阖，从历史的角度看问题。先不说诺奖，我们从更高的角度来看，无论在科学、文学还是艺术方面，中国近代在各个领域都缺乏世界级的大师，这已经是一个公认的事实，特别是缺乏开山立派的大师。历史观派认为，现代要出一个大师需要好几代人的共同努力和相应的宏观环境。中国近代风云变幻，战乱纷起，改革开放也只有40年时间，缺乏一个长期稳定的学术繁荣时期。而学术是需要传承的。最近和群里几位学术大牛交流，发现他们的父辈都是西南联大或国立浙江大学这样的名校毕业。英语有一句话，nobody comes out of nowhere，没有人凭空而来。实际上，nothing comes out of nowhere，没有任何事情是凭空而来的。也就是说，中国近代缺乏孕育大师的土壤。这种观点确实有一定道理，虽然不一定是全部原因。从概率上来说，繁荣、进步、稳定的地区出大师的可能性当然要高一些。按历史观来看，中国科学家获得诺贝尔奖只是时间问题，而出现大师还需要时日。
历史观派最有力的论点之一是断代论，认为文革十年动乱造成了断层，国内的基础科学研究中断了十年。老一辈的科学家基本上失去了再创辉煌的希望。当然，中年科学家中也有做得很好的，比如物理所从事超导研究的赵忠贤老师，现在已经是院士了。当年我们在美国接待他时，还一起感叹他与诺贝尔奖擦肩而过的故事。赵忠贤老师的工作可以说是诺贝尔奖级别的工作，但由于一些偶然因素没有获奖。然而，国内这样的人才太少，基数太小，获奖的概率自然也就不大。
而李政道博士送出国读研的年轻精英，虽然个个都是一代才子，但都有一个共同的问题——年纪较大。精英们出国时很多都已经超过30岁，一方面，他们已经过了思想最敏捷、最活跃的时期。并不是说年纪大了就不能做物理，这些人的基础都很好，但是，在学术界，年纪大了意味着你没有足够的时间去周转和积累。比如说，卡斯比亚第一期的陈成钧已经42岁，改行去电子工程，后来成为了IBM Fellow，显然比留在学术界要好很多。陶荣甲，38岁， 物理非常出色，坚持了下来，后来成为天普大学的副校长，算是成功了。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读完博士后还需要再做几年前途未卜的博士后研究，对于年纪较大的学生来说，确实难以承受。但断代论并不适用于所有人，比如中国科大少年神童班的学生。10来岁时就受到国家的强力培养，像培养跳水队一样。十几岁就到美国最好的大学留学。中间也涌现出不少出类拔萃的人物，现在在名校担任教授的也有一批人。然而，能称为世界大师级别的科学家似乎还没有，远不如跳水队那样成功。培养大师和培养体育运动员是两回事。简单地说，大师是自己成长起来的，不是培养出来的，它是一个自然的进程。大师也有像体育运动一样的地方，那就是需要群众基础，需要大量的人口从事科学研究，至于从哪一个人那里突破，是无法预料的。大师，是不能像运动员一样培养的，少年班有拔苗助长的嫌疑。因此，又出现了文化观派。文化观派认为中国文化本身缺乏创新精神和大师精神。文化观派和历史观派不能完全分离，可以看作是历史观派的一个补充，偏重于文化层面。文化观派最容易理解的一个论点是兴趣论。我们先讲兴趣论：中国学生从小就没有机会发挥他们的天赋，而是被迫选择社会公认的热门专业。他们的兴趣可能根本不在这些领域，但由于苦背书多考了两三分，把真正有兴趣、有天赋的学生的机会挤掉了。缺乏兴趣，肯定成不了大师，只能成为老师。在国外，家长不望子成龙，学生也没有生存压力，可以选择他们真正爱好和喜欢的专业，甚至可以不断尝试，找到自己的天赋所在。如果有美国人来学物理或数学，那他就是真正对这些有兴趣了。在美国，你永远有第二次机会。而在中国，这样的第二次机会非常难得。至于大师精神，大树要扎根深厚。要成为任何一门科学的大师，首先需要广阔的视野和丰富的人文知识。然而，如果大学的理科教育不涉及文科，除非学生自己有强烈的兴趣和天赋，否则很难培养出大师。
再有一派观点可以称为现实派。现实观派的一个论点是包袱论。中国学生学者背负太多现实包袱，无法潜心问学。有点小名气后更是无以复加。大的要承担民族复兴、人类解放的重任，小的要光宗耀祖、建设家乡，再小的还得负责三大姨、八大舅家里的表妹外甥的留学任务，等等。比如说，俄罗斯数学家可以淡泊名利，拒绝领取菲奖。如果是中国人，你能不领吗？且不说家乡父老、地方官员，就连高层也会过问。你不为自己，也得替大家、为国家想想，对吧？
有一段时间，学物理的工作机会很少，而IT和华尔街非常热门，国内出国学物理的学生连博士都没有读完就纷纷转向IT或金融专业。申请时斩钉截铁地说自己对物理热爱至极，这辈子一心奔向诺贝尔物理奖，生是路上的开拓者，死是后人的垫脚石，只是苦于国内没有研究环境等等。更有甚者，把教授当前的论文和有关评论都读了个大概，还做了番评论，准备工作比申请教授职位的还充分。在美国长大的教授们看到这种激扬文字，感动得一把鼻涕一把泪，怎么也要把这个学生弄到美国来。但其实很多人早已准备把物理系当跳板，原本真心想学物理的也没有坚持下来，结果导师和学校都很有意见。其实，转行的同学中很多人物理非常好，真的也很喜欢物理，但不得不在现实和生活压力下放弃了自己的爱好。这种不可负担之重是生活“无忧无虑”的美国教授无法体会的。现实论的第二个论点是诱惑论。想要成为大师，就得潜心尽志，几十年埋头苦干，卧薪尝胆。本来中国人勤劳苦干，这一点应该是适合做大师的。中国自古就有著书立学、埋于深山、传与后世的说法。然而，问题恰恰出在这里。诱惑有两种：一种是机会上的，来到美国，发展的机会太多，不只是诺贝尔奖这一条路。许多人忍不住想尝试其他的机会和发展，这其实未尝不是一件好事。第二种是生活上的，这在国内外都是如此。现在生活丰富多彩，加上功利主义盛行，与其在实验室埋头苦干几十年，去追求那似有似无的普提树上的美丽鸟，还不如去享受外面的大千世界，说不定一夜成名，一夜致富。我们看到的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都是几十年专心致志、学无旁骛的学者。而中国学者往往有一大堆头衔和社会活动，全世界飞来飞去，分身乏术。中间的差别立马显现。有人问，为什么这些诱惑对外国学者不起作用呢？难道他们是特殊材料做成的？问题在于，外国学者从小就在这些诱惑中长大，经历了各种诱惑后，才下决心读书。有点像以前的玄一大师，厌倦了声色犬马，一心向佛，不会再动摇。而从小做和尚的，就没有这样的定力了。最后的观点是时代论。其实这是最主要的原因。时代创造英雄，而不是英雄创造时代。从某个意义上说，卡斯比亚学生本身就是中国那个时代创造的英雄，但他们没有赶上物理的好时代。杨振宁说，高能物理的盛宴在80年代已经结束，这是非常正确的。我们看到的是，学高能物理的大多都转行了。90年代初，哈佛大学物理系主任发表了一次非常著名的演讲，宣称物理已经终结。物理终结论在严肃的现代科学家中流行，即便物理没有完全终结，但它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哈佛大学的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温伯格感叹道，现在世界上最好的学生还在不断涌入哈佛物理系，但我们其实已经不需要这么聪明的学生了。言下之意是，物理剩下的奥秘已经不多了，或者说，物理已经达到了它的极限，剩下的只是科学大厦的修补工作。物理终结并非因为物理不成功，而是因为物理太成功了。就像古典音乐和唐诗宋词，后人已经无法超越。诺奖工作的新思维和对科学的实际贡献也越来越少，很难吸引中国才子们为此献身。在他演讲之后，有七位哈佛大学的物理博士去了华尔街。但历史的天平不会永远朝一边倾斜。今天，量子计算，AI，暗物质，新材料，等等，都揭开了新的一页。一个科学融合的新时代已经开始。各种科学碰撞的火花已经开始照亮那些在历史上被遗忘的人类思想的处女地。一个崭新的世界展现在所有人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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